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印发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了新阶段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任务书”和“路线图”。在新的历史进程和政策背景下，明确了我国金融科技发展从“立柱架梁”全面迈入“积厚成势”新阶段的总体定位。

　　金融科技在过去的5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在强监管、反垄断背景下，一系列立法和政策相继出台，市场规则进一步厘清，金融科技的落地和应用找到了正确的角色和定位；另一方面，从支付扫码互通、数字货币试点到人工智能（AI）、区块链技术、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应用，科技在助力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永无止境。继2019年8月《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首次发布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又于近期印发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了新阶段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任务书”和“路线图”。在新的历史进程和政策背景下，明确了我国金融科技发展从“立柱架梁”全面迈入“积厚成势”新阶段的总体定位。

　　趋势一：紧扣“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构建全新“数字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目标。从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透视金融科技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三个方面的重要认识：一是作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金融科技是数字技术应用到金融领域的重要环节，数字化成为金融服务提质增效的关键驱动力，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更坚实的支撑；二是金融业为数字技术的应用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场景，不仅带动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广泛落地，也促使关键核心技术的迭代朝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三是金融监管能力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获得长足发展，监管科技不仅将带动金融领域数字化标准和规则的不断完善，还使得各方对于金融科技的风险防范作用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基于此，《规划》将“数字驱动”作为首要原则，强调的是各有关主体要将数字化战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能还只是停留在“金融业务与技术手段两张皮”或是“金融科技只是技术创新”的粗浅阶段，而是要变革思维模式，从认识层面重构组织文化，将数字化理念贯穿到金融科技治理体系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进而在“公平普惠”原则的指引下，通过更高水平的数字化建设，解决金融科技发展中存在的结构失衡、价值失范、体系失调等现实问题，使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不同机构和不同场景之间的“数字鸿沟”不断缩小。

      趋势二：围绕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深化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过去数年间，我国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已呈蔚然之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金融机构纷纷加大线上化、智能化运营力度，数字化转型的升级和提速成为广大金融机构的共识。

      尽管总体成效十分显著，但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依然面临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第一，“大小金融机构间数字化发展‘马太效应’尚待消除”这一点在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之间表现得尤为显著；第二，不同行业金融机构间数字化步伐差异较大，金融科技实际上并不只是“银行科技”，银行业之外的金融机构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效果并不突出；第三，很多金融机构在数字生态构建中的定位和目标不清晰。比如，过于注重场景生态建设，而忽视了产业生态和安全生态，导致其失去了数字化转型的主动权，并且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面对上述问题，《规划》强调“以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为主线”，是从治理结构、发展战略、数据要素、敏捷创新、中台建设、风控机制、智能营销、智慧服务等多个层面，给各类金融机构提出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整体解决方案”。不仅是对过去数年间的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经验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更进一步提出了一般模式和实施路径，为完善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方法、评价体系奠定了基础。

      趋势三：深刻认识数据要素对于金融科技的重要性，实现从数据治理到数据价值的跨越数据要素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十四五”期间将成为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在金融领域，数据要素天然地具有资源配置属性。这是因为，金融的核心功能就在于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提高风险定价能力，来达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而数据在这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就是数据要素在金融体系中的价值不断深化的过程，数据要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规划》由此提出了深化金融数据要素应用、发挥数据要素倍增作用的目标，并从“强化数据能力建设、推动数据有序共享、深化数据综合应用、做好数据安全保护”四个方面，系统阐述了释放数据要素潜能的具体举措。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数据治理是基本要求，要在企业层面建立协调一致、涵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数据治理体系和数据安全体系。在此基础上，完善数据共享和应用场景建设，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打造基于数据要素潜能的核心竞争力。

       趋势四：创新与监管齐头并进，新技术支撑高水平金融服务和监管科技发展近年来，我国金融科技发展体现出两个方面的鲜明特征。一是核心技术所驱动的金融创新给金融业态带来了巨大影响，金融行业的组织形态和生产效率发生极大的转变；二是监管科技的快速发展提高了监管效率，为纠正市场乱象和规范市场秩序提供了有力保障，进一步促进金融科技回归金融本质，监管和创新形成了良性循环。在此基础上，金融科技发展的定位更加明确，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反而能够获得更好的支撑，科技的融合应用走向更为成熟的阶段。《规划》提出了“关键核心技术应用更为深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先进”的目标，并且立足于“金融服务的智慧再造”和“监管科技全方位应用”等领域，在技术创新和应用层面提出了多达30余项新技术的具体实施与应用场景，使得金融科技创新引领的路线更加清晰，服务于金融科技审慎监管的监管科技指向性进一步明确，不仅体现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心，也为市场和机构提供了可参照的技术布局图景。

       趋势五：数字绿色金融大幕开启，金融科技成为绿色金融发展“助推器”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十四五”期间中国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和产业将迎来巨大空间，绿色金融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绿色金融经过长期发展，在技术、市场和政策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一系列成功经验，形成了多层次的市场布局和产业基础。但是，面对新的战略目标和更高的要求，绿色金融在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方面依然存在不小的挑战。这其中，既有政策协调运行难度较大的问题，也有金融机构和企业能力建设不足的短板。从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的属性定位来看，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水平。其作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工具，通过与绿色金融体系的嵌套融合，是数字绿色金融发展的内生动力。《规划》将“绿色低碳”作为基本原则之一，强调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的深度融合，专门提出在绿色金融领域全方位地运用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并对环境效益和转型风险进行监测分析。未来，随着技术手段的丰富和应用融合的深化，金融科技势必在绿色金融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这也需要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共同发力，形成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

       趋势六：进一步突出科技伦理治理，形成相关主体多方共治的金融科技伦理规范体系金融科技伦理问题是科技伦理治理在金融领域的自然延伸。由于金融科技的双重价值属性，金融服务中的普惠要求和人本取向本身就指向了“科技向善”的目标，其内在伦理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这也是近年来关于金融科技的伦理讨论持续引发关注的重要原因。从“坚持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相结合”的要求来看，金融科技伦理治理问题涵盖了主体和对象的两个范畴。一方面，金融体系中的各相关主体需要构建与其特征要求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形成“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在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保护、消费者权益、技术应用风险以及价值共享等方面，金融科技伦理的作用对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在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下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研判和设计。

　　《规划》提出“加强金融科技伦理建设”，明确了金融科技伦理制度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完善目标。基于金融科技伦理问题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从金融机构、行业组织和从业人员的多方主体视角，制定操作性较强的行为规则，诸如“探索设立企业级金融科技伦理委员会，建立金融科技伦理审查、信息披露等常态化工作机制，研究制定金融科技伦理自律公约和行动指南，自觉遵守金融科技伦理要求”等，规范框架已经明确，未来重点就在于有效的落实和执行。趋势七：金融科技人才培养全面提速，打造金融科技可持续化发展基础“十四五”时期，加强金融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将成为金融科技创新与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抓手。《我国主要城市金融科技人才发展“HOPE”指数》指出，我国的金融科技人才总体上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对金融科技人才的需求持续高涨，金融科技人才的流入是城市人才吸引力的“风向标”。从结构差异来看，人才基础薄弱、产业发展滞后、政策支持不够、发展环境受限是金融科技人才发展的主要问题。金融科技人才的学科复合背景与复杂的培养过程使得金融科技人才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因此，未来其在区域间和区域内的流动性会大幅增加，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和机构间的人才竞争也会更加激烈。

　　《规划》围绕金融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性举措，对于加强金融科技人才高水平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总结起来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制定人才标准，建设人才高地，打造人才平台，从机制上形成促进金融科技人才发展的良好支撑；二是优化人才需求，完善人才引进，健全人才评价，为各级政府的金融科技人才政策提出了基本要求；三是建设人才梯队，健全在职培养，促进双向交流，明确了政府、企业、金融机构、高校之间的合作育人联动模式；四是完善激励机制，打通职业通道，发挥人才价值，突出了以贡献为导向的金融科技人才成长和激励引导。总体而言，金融科技人才建设也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方面，只有更大力度地做好金融科技人才培养，才能为“数字、智慧、绿色、公平”的金融服务提供关键支撑。